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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化并非是房地产企业的单一特点,只不过,房地产在过去三十年中最充分地参与了中国城市化的改革进程。某种意义上,万达的王健林、雅居乐的陈卓林、碧桂园的杨国强、合生创展的朱孟依、富力的张力、星河湾的黄文仔……他们都是始于1984的城市化一代,而承接他们事业的下一代,如王思聪、杨惠妍、朱桔榕、张量等都是始于1994年的互联网一代。 与其说中国房地产企业面临家族化和二代接班的问题,不如说中国正在面临城市化一代和互联网一代交棒的问题。 城市化最初的时候,房地产开发仍显粗糙,凭个人之力和时代际遇促成的中国房地产企业并没有相对成熟和规范的管理秩序,既因为当时中国的商业环境不够成熟,又因为房地产开发在当时还没有全面与人们生活实现细致对接。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城市化一代很难从日常的企业管理中抽身,故而家族氛围浓厚甚至家族独断的情况屡见不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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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米其林、希尔顿、奥纳西斯等家族企业均是从最初强调家族成员在企业中的企业管理权发展至商业环境成熟后的由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更进一步的发展则是,欧美的很多百年企业发展到最后,家族成员甚至不再参与企业内部经营了,最后只保留了股东的身份。 当然,中国现在的房地产企业还做不到这一点。首先,中国城市化不过三十年,除了商业经济环境的因素以外,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过程中含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从而影响着城市化一代对企业管理权的把控;其次,房地产在中国尤其是最近十年越来越具备秩序性成熟,但是房地产仍然不能像它所关联的近百个上下游企业那样符合一个行业所具备的细致结构,尽管房地产发展到现在能够以住宅、商业、养老、文化、旅游、工业加以区分,可是它仍然不具备其他行业所具备的技术性,究其原因,只不过中国房地产市场搭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火车,换言之,房地产在中国的整个经济生态里面,仍然是一个以整合资源为主的行业,即使它在国际范围内属于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行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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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互联网一代而言,王思聪、杨惠妍、朱桔榕、张量……他们身上吸收了更多的来自于相对规范的商业体系价值,他们的思维较父辈更开阔,他们的视野较父辈更宽泛,甚至他们的学历远高于父辈,不乏海外背景、管理学、金融学等知识体系,就像人们相信互联网会比城市更好地改变生活一样,人们对中国房地产企业始于1994的互联网一代寄予厚望。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内,互联网一代只是见证了互联网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但是他们并没有充分参与其中,至少他们多数时间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因此在一定时间内他们还不具备父辈的企业格局和管理经验。并且,对比国外家族企业,中国房地产企业还没有摆脱整合资源的原始性,这既是中国房地产企业快速发展的优势所在,又是中国房地产企业的内在隐忧,因为中小型企业在国外具有历史感的家族企业中占了绝对数量,而中国房地产企业恰恰不具备中小型企业的技术和结构优势。 在与时间的斗争中,中国房地产企业始于1984的城市化一代被际遇选中,加之以天性使然,他们成长、发展、壮大的同时又正在面临着企业精细化的考验;而他们的接班人,始于1994的互联网一代的意志又过于薄弱,他们在激情接棒的同时,又要比父辈更真实地面对自我。 对中国房地产家族企业而言,否认这些,始于1984的城市化一代既无法交棒,始于1994的互联网一代也无法接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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